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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
当年，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（que）先生，然而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。有人请教他：“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（que），你却不予纠正呢？”陈先生笑着反问道：“有这个必要吗？”，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，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。他在国难和个人的不幸中，为学问付出了一生。
1925年，清华大学成立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。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，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，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，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。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，且尚未出名，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，二无博士学位。只因梁启超一句，“我的著作加到一起，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。”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，时年36岁。
自复旦公学毕业后，陈寅恪从德国到瑞士、又去法国、美国，最后再回到德国，辗转游学13年。离开故国时，他一心向西学，当他重回故土，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。游历西方的岁月里，陈寅恪意识到“中学”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，否则将无法和“西学”对话，甚至不能解释自我，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“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”。
1937年抗战爆发，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。女儿回忆，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，放弃了复明的希望，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。
离开北平前，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，后来他未及等到这些藏书，又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。当书到长沙，就悉数被毁于战火。陈寅恪做学问是在书上随读随记，眉批上写满思考、见解和引证，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。藏书被毁，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，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，大量被盗。他日后的学术研究，将主要依靠记忆了。
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，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――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和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。
在四川李庄时，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，让邓广铭住他楼下，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，你就马上跑去。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，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，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，快坚持不住了，但是他说，“我不写完这两稿，我不死。”
1944年12月12日，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完成了。就在这天早上，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：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。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，手术没有成功。半年后二战结束，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，数月奔波，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。
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，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。没有人可以了解，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，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。在学生们的记忆里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，会长时间紧闭双眼，但他盲后，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，目光如炬。
1953年，病中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枢寄来的长篇弹词《再生缘》，听后大受震动。尚未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，撰写《论再生缘》，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。
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，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。他拒绝了。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一文中，起首便是：我的思想、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。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：读书治学，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，真理才能得以发扬。他提出“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，再研究学术”，在那个年代是惊世骇俗的。其实他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，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。
1961年8月，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。午夜时才到达陈宅的吴宓看到，陈寅恪仍端坐着等待他，他在日记里描述：“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，以杖缓步，面容如昔，发白甚少，眉目成八字形……”陈寅恪把《论再生缘》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，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，这就是后来的《柳如是别传》。书稿完成于1964年，陈寅恪75岁。五年后，1969年10月7日，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。弥留之际，他一言不发，只是眼角不断流泪。
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。
（选自2007-04-21《文汇报》 作者：柳青 ，有删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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