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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信仰? 何光沪
我们的人心，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，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。这种被国人视为“正常”的理智有三大特点：一，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——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；二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——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；三，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——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，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、自然、世界整体的关系。
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、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——偏向于狭隘的理智，忽略了良心或良知、公平或正义、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。
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、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、正义和爱心，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、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，它们涉及与他人、社会、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，涉及大我、超验和永恒，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，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！
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：他在美国时，有一次要横穿马路，红灯亮了，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，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，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。他问了老太太一句：“现在没有汽车，为什么不走过去？”老人回答说：“也许，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。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，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，也许就会出事。”
前几天《检察日报》报道，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，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，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，却都翻了脸，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“有毛病”！
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，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，在好行为被视为“不正常”的环境下，要坚持与“常人”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。
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“扔垃圾”的地方，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“环境”。一方面，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(如在一些西方国家，“见死不救”属于犯法)；另一方面，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(传统文明基本如此，但在现代，宗教“修行”只属自愿)。
前一方面是说，道德环境的净化，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；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，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。因此可以说，中国精神的重构，关键在政治改革，基础在人心提升。
后一方面是说，道德环境的提升，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，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。依靠“他律”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(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)，依靠“自律”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。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，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，“人心惟危”的状况必然出现。
中国人自古信天。作为信仰对象的“天”，乃是殷人所称的“上帝”或“帝”、周人所称的“天帝”或“天”、历代所称的“天道”或“天理”最流行的通称。
考虑到古人所谓“天理”对“良心”的指引，考虑到今人所见“无法”与“无天”的关联，结论就只能是：信仰的超越对象，可以有不同的名称，信仰的精神状态，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、民族的浮沉。
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，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，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，孤身一人前往办学。在那个没有电话、没有自来水、没有邮递员的地方，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，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，给学生买鞋子，为村民修水渠……这一切，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，无人知晓，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。我想，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，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，除了信仰。
我想，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，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，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——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。
1.第6段中“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，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”，结合全文内容，下列对这句话理解最准确的一项是
A.由于我们的人心太长时间片面地偏向广义的理性，要坚持与“常人”不同的好行为很难。
B.只要净化全民的道德“环境”，就能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“扔垃圾”的地方。
C.在好行为被视为“不正常”环境下，良知、正义和爱心就会被误解。
D.在一个长时间偏向于狭隘的理智，忽略了良心或良知、公平或正义、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的畸形环境下，人们往往会受到不良影响。
2.下列说法，不符合文中所说的“中国人需要的信仰”的是
A.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、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、正义和爱心。
B.这种信仰超越于狭隘理智——超出了直接经验、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。
C.它们涉及与他人、社会、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，涉及大我、超验和永恒。
D.信仰可以是多元的，人们可以信“天”，也可以信“宗教”。
3.下列对本文的理解和分析，错误的一项是
A.直接经验、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是“狭义的理性”的三大特点。
B.偏向于狭隘的理智，忽略了良心或良知、公平或正义、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，这是产生道德腐败的根源。
C.净化全民的道德“环境”，既要将道德的要求应与法律连接起来，又要使人们通过信仰来达到道德境界。
D.纵观古今，结论就是：信仰的超越对象，可以有不同的名称，信仰的精神状态，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、民族的浮沉。